刘钰田平

　　啊。

　　看上去，好像挺搞笑的，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，就琢磨出来个这？

　　但实际上，这并不好笑。

　　中华帝国从大明成化二十三年，丘浚上疏认为使用白银等于国家放弃铸币权、等同于把铸币权让给商人；再到隆庆元年正式白银货币化和税收白银化；再到大顺主动海外贸易白银涌入……摸索了整整二百年时间，终于想明白了和之前征收实物税的时代截然不同了。

　　也终于回过味儿来了。

　　而等着皇帝回过来味儿之后，再回头看看这些年改革的方向，皇帝终于融会贯通，用他自己的理解、或者说他自认为是有效的一套逻辑，来理解这一切的改革。

　　比如盐场改革。

　　皇帝支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大盐场方便管理，并且在需要的时候，只需要一小队士兵、三五个狱吏，就能完全接管这些大盐场，保证盐的生产。

　　或者说，保证朝廷手里有盐。

　　而淮南盐的小生产者模式……同样是100万石的产量，是控制一个大盐场容易？还是控制七八万小生产者的盐户容易？

　　再比如那些在虾夷、东北、南洋办农场种植园的。

　　如果朝廷急需100万石粮食的时候，是从这些大农场大种植园搞比较容易？还是从100万小农手里征收100万石粮食容易？

　　皇帝盘算了一下，如今他手里握着的、算作必要时候朝廷能够掌控的力量，比起二十年前可多太多了。

　　他手里，多出来一个可以一次性赖账不还的银行，里面存着上千万两的白银，必要的时候直接抢。虽然这么玩只能用一次，但或许足够救命、翻盘。

　　多出来两个商品粮基地，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，保证大顺遇到大规模灾荒，可以迅速征集粮食——可以用钱，如果没钱，那就直接用枪。

　　多出来一个扶植起来的财阀模式的运输公司，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，保证钱能买到物资、物资能运到地方。

　　现在，就差一个产盐基地了。这个产盐基地必须是密集的、集中的、人少的、方便接管的。必要的时候，必须能保证每年两三亿斤的产量。

　　在一切平稳、一切顺利的时候，朝廷只要有钱就够了。

　　然而一旦出事，钱不管用、或者没有钱可用的时候，他可以让舰炮、大炮、火枪去把这些东西控制起来。

　　皇帝这二十年，总结出来两个道理。

　　第一个：大顺的十亿亩土地，是士绅的，皇帝无力动员这十亿亩土地的力量。而大型盐场、大农场，可以是皇帝的，皇帝只需要一支军队就能控制、并且转化为皇权的力量。

　　控制一个用蒸汽机的大型晒盐场，和控制10万盐户小农，对皇权而言意义一样，但成本大不一样。

　　第二个：真到乱世，比如明末给大顺的教训。钱，不如粮食、盐、铁、布管用。

　　朝廷在放弃了实物税、又放弃了基层控制力、又放弃了均田制后。已经不能按照实物税时代的经验，去治理了。

　　至于皇帝和林敏讲的这些理由，冠冕堂皇罢了。

　　皇帝只是单纯的压根不在乎，淮南产业结构改变导致的、扬州府等地数以十万计的和盐产业有关的人失业而已。

　　但又不好直接说，遂用“大义”、“大利”这样的理由；用未雨绸缪这样的道理，暗示林敏：扬州淮安的衰败，是为了“防患于未然”的必要代价。

　　要么，你把黄河问题解决了；要么，你把江苏问题解决了。